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蔡元培时代的大学精神
时间: 2012-09-14   来源: 未知   点击:

大学运动孕育了20世纪中国觉醒的新文化:蔡元培开创的北京大学翻开了历史的全新一页


    非西方民族在全球化进程中面临的突出问题,是现代经济、政治方式与传统宗教、伦理教化难以协调,甚至背道而驰。
    西方有形的经济、政治及文教体系容易引进,但其社会教化体系的内核无法简单照搬过来。学校教育只是给未成年人传授具体的科学知识、职业技能以及制度规范,却不能对全体公民进行深层的文明教化,不能给人们心灵信仰、文化修养。
    近代中国被拖入现代工业文明潮流中,最初并没有新文化建设的自觉意识,一批思想家针砭时弊的根据仍是来自传统文化本身的原则。西方文化除了少许宗教因素外,大都是通过坚船利炮的作用强行闯进来的。
    向来务实的中国人怀着“师夷之长技以制夷”的目的,逐步引进西方器物文明,包括生产设备、生产技艺,这样不伤大体。开始了“中体西用”的洋务运动。在办洋务的过程中,人们发现西方的物质生产技术不是一种孤立的技艺,而是建立在理论体系的基础上。要掌握技术,非依据其科学理论不可。这才开始大量翻译西学著作,两种文化的对话开始了。
    但是,光引进西方器物文明不够,还需要体制的配套,这就需要社会改良运动。但渐进的改良与传统的内核形成尖锐对立,遭到权力集团的扼杀。最后社会日益腐败,矛盾无法调和,只有革命。可是,革命之后却只有一团混乱,更没有真正的建设。
    随着两种文明冲突、交融的深化,深层的文化反思才得以展开。西方文明,无论是物质层面还是体制层面,都建立在特有的文化基础上,并落实在每个人的文化素养中。面对史无前例的西方挑战,仅在器物、体制上努力,而不触及整个传统观念体系,不培养全新的一代人,无论是改革还是革命,都只及皮毛、肌肤而不及灵魂,不可能摆脱落后挨打的命运。
    世纪之初,中国仁人志士就认识到民族复兴不仅要从器物上着手,而且更要从文化上进行变革;教育对象不只限于孩子,内容不只限于技术,要像西方教会一样实行公民教育,心灵教育。伟大思想家梁启超将民族希望寄托在“新民”上。
    梁启超认为教育改革是政治改革的根本。“亡而存之,废而举之,愚而智之,弱而强之,条理万端,皆归本于学校”,教育要以“造就国民为目的”,教人学做人,学做现代人,养成一种具有新精神的国民,使之结成国体,以致力于冲破优胜劣败之地。新民是具有健全人格的人,需要“淬历其本有而新之”,“采补所本无而新之”。二者缺一不可。新人格有国家思想、权利思想、政治能力、冒险精神、义务感,以及公德、私德、自由、自治、自尊、尚武、合群、生利、民气、毅力等18种特征。
    这一认识翻开了社会变革的全新一页。新文化运动标志着社会精英的真正觉悟,从文化这个内核上建构新的社会体系,成为现代社会的起点。完成这个伟大转折的社会精英的大本营则是北京大学——中国近代与现代的分水岭。
    中国现代史的真正接生婆不是有“大炮”之称的革命家孙中山,而是以一介文弱书生树立现代大学精神的北大校长蔡元培。他开创的北大新学风,孕育了中国现代民族精神。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。但在某种意义上,没有北大就没有共产党。
    本来,与大多数非西方国家一样,中国大学一开始并不是作为现代文化中心来建设的,而是按西方现代模式,灌输学生新的知识,使之成为社会特定需要有用之才。它培养的只是一些专门人才,而不是全面发展的新人。
    但是,蔡元培主持的北大突破了这个藩蓠,在“兼容并包,思想自由”的原则下,网罗大批思想学术大师,发动了新文化运动,举起了现代文化建设的大旗。新文化运动将文化确立为社会重建的基础,政治文化比表面上的政界更值得注意。
    蔡元培也曾组织过光复会,加入同盟会,但在政治前线冲锋陷阵不多,他的思想没有进入过政治意识形态的中心。五四运动中,作为北大校长他还苦口婆心劝学生回校上课。20-30年代,他一直寻求在既定的政治权力框架内实现他的教育理想。
    蔡元培曾在德国莱比锡大学研究大学教育,深受现代教育之父洪堡的思想影响。他认为,大学是人格养成之所,是人文精神的摇篮,是理性和良知的支撑,但不是道德楷模,不是宗教之所。大学者,研究高深学问者也。囊括大典,网罗众学之学府。
    他还说:大学并不是贩卖毕业的机关,也不灌输固定知识的机关,而是研究学理的机关。
    蔡元培认为,学与术可分为二个名词,学为学理,术为应用。治学者可谓之“大学”,治术者可谓之“高等专门学校”。
    大学不同于各专门学校,不是培养专门技术人才的。文理两科是农工医法商等应用学科的基础。只有法商等科而没有文科者不得为大学,有医工农等学科而没有理科也不得为大学。或者至少三个学院,文理学院为必备,再加一个专业学院。
    他说,知识分子要开辟自己的领地,发挥影响力,不依赖于政治,不顺应当权者,切断大学文凭与国家俸禄的等同关系。
    一个民族或国家要在世界立得住脚——而且要光荣的立住——是要以学术为基础的。尤其是在这竞争剧烈的20世纪更要依靠学术。所以学术昌明的国家,没有不强盛的。反之,学术幼稚和智识蒙昧的民族,没有不贫弱的。
    教育有隶属于政治者,有超轶乎政治者,前者是专制时代的产物,后者是共和时代的产物。
    大学教员所发表之思想,不但不受任何宗教或政党之拘束,亦不受任何著名学者之牵掣。苟其确有所见,而言之成理,则虽在一校中,两相反对之学说,不妨并行,而一任学生之比较而选择,此大学之所以为大也。
    学术上的派别,是相对的,不是绝对的;所以每一种学科的教员,即使主张不同,若都是“言之成理,持之有故”的,就让他们并存,令学生有自由选择的余地。
    在蔡元培心目中,大学是社会的特区。文化建设的实验场。他在北大倡导进德会,戒酒,戒赌,戒嫖,培养正直的德行。
    学校的腐败,是因为把求学当作做官发财的手段——许多人为了将来做官,多选择法科而不重视文科和理科。知识分子要成为社会的栋梁,但不是做官吏,议员;要在社会堕落、政治腐败的浊世中做伸张正义的清流之士,做勇敢的人,与敝俗奋斗。
    蔡元培反对把宗教引入大学,认为在中国不需要,也不可能普及宗教。他指责西方传教士通过教会学校,“用种种暗示,来诱惑未成年的学生,去信仰他们的基督教”。因此,他主张大学只把宗教作为学问来研究,而不允许参与传教活动。
    蔡元培主张用美学代宗教,以纯粹的美育陶冶人的感情,培养高尚的情操。“提起一种超越利害的兴趣,融合一种划分人我的僻见,保持一种永久平和的心境”;不因见小利,争功利而失节堕行,不因挫折而颓废以至厌世,使人具有远大的抱负和进取的精神。他认为,教育内容不外乎科学与美术。他把德、智、体、美并列为“四育”,倡导音乐、绘画、书画等艺术活动。
    他主张的“超然人”教育还独立于政党:其一,政党总是要制造一种特别的群性去抹杀个性。其二,教育是远效的。其三,教育不随政党更替而更替。这样,他说的教育的确具有比政治更为根本的社会意义。但是,这在中国是难以立足的。
    蔡元培以兼容并包的原则治校,延聘当时不同倾向、不同主张的文化精英荟萃北京大学,有传统的,也有反传统的,有受英国、法国、德国、美国、日本及苏俄等不同国家文化思潮影响的学术名流,很快形成全国文化中心,把20世纪中国现代文化运动推向最高潮。这些多元的文化杂合看起来充满矛盾、争执乃至冲突,但正是这样才产生真正的文化创造力。
    蔡元培开创的北大传统,是以培养具有独立批判意识的思想家型的人才为主,着眼于民族的、人类的长远利益,培养为未来国家、人类的发展提供新理想、新思维的思想家、人文学者。它所培养的各类专家,也不是操作型、技术型、而应该是思想者,是本专业新的学术思想、新的研究领域、方向,新的技术、方法的开拓者。北大的教学与学术研究,更注重于基本学理与基础理论,更注重原创性、开拓性与超前性,更注重自然学科、社会学科与人文学科的相互吸取与综合。为此,他特别强调思想自由,强调作为北大传统的兼收并蓄、容纳多元思想文化的宽容精神,强调拿来人类文化宝库中的一切的宽阔胸怀,为更大胆的,更解放的,更富有创造力的思想学术开辟道路。【引自钱理群谈中国大学教育需要的反省精神】
    1919年5月4日的学潮暴发后,新文化运动就转化为政治运动,文化层面的建构在急剧变化的现实面前中止了。但它唤起了中国人的现代民族意识,因而标志着中华民族的真正觉醒。这一大学文化运动所培养的精英们演变、分化并汇入国民党、共产党及自由知识分子三支力量,形成三个准大学运动,并演出了中国现代史的几乎全部剧目,直到今天仍在延续。
    大学对于每个民族的贡献是普遍的。但在中国,这种作用却以一种特殊的形式,体现在一位杰出的大学校长身上。胡适曾经转述美国哲学家杜威的话说:拿世界各国的大学校长来比较一下,牛津、剑桥、巴黎、柏林、哈佛、哥伦比亚等等,这些校长在在某些学科上有卓越贡献的,固不乏其人;但是,以一个校长身份,而能领导大学对一个民族,一个时代起到转折作用的,除蔡元培而外,恐怕找不出第二个。【金以林《近代中国大学研究》,中央文献出版社】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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